巴斯德、公共衛生與現代浴室
‧歷史月刊 2007/03/16
【文／李政亮】
巴黎的街道、地鐵站名稱乃至圖書館等公共建築，經常以對法國有卓越貢獻的歷史人物命名。發現細菌傳染管道並對法國公共衛生建設有著重要貢獻的巴斯德（Louis Pasteur, 1822～1895）就是一個例子。不僅有以巴斯德為名的地鐵站，更有著以巴斯德為名的圖書館與研究機構。另外，巴斯德晚年，巴黎的廣告也出現了許多標榜現代浴室的廣告海報。巴斯德與現代浴室的出現，並非巧合，而是一段公共衛生觀念的演進，從國家的競爭延伸到個人身體、從衛生到屬於布爾喬亞女性的時髦。
缺乏公共衛生的城市
在現代衛浴設備普遍化之前，洗澡對巴黎人來說是遙遠的。很難想像，十八世紀的路易十四一年只洗一次澡，而依據1850年左右的統計，巴黎人每年平均只洗兩次澡。依專研法國文化的日本學者鹿島茂《巴黎時間旅行》一書，當時巴黎有幾種不同類型的澡堂，例如塞納河的船上澡堂，另外，也出現中國風的澡堂，該澡堂內部裝潢豪華，而且外加飲食與咖啡等高檔服務；另外，十九世紀末期也出現羅馬風格的澡堂。
可以想見，洗澡對一般巴黎人來說，是一件遙遠的事情。最根本的原因在於早期巴黎所能汲取的水資源極其有限，一般市民的日常生活甚至必須透過買水才得以解決。在水資源極為欠缺的情形之下，洗浴成為貴族與平民區隔一道重要的分界線。水除了用來洗澡的功能之外，洗澡還被視為一種治療行為，而其治療對象主要是精神疾病患者，1785年《醫學雜誌》（Journal de médecine）如是刊載：「躁狂患者應作長期的泡澡和淋浴，而且，如果一天作催瀉，一天作洗浴，輪流進行，效果更佳。」
十八世紀中期，巷道擁擠的巴黎是一個臭氣沖天的城市，其城市景象或許就如同德國作家徐泗金原著改拍的電影《香水》裡所呈現的那樣汙穢不堪。依照法國歷史學家阿蘭．柯本（Alain Corbin）於《味覺與社會想像力》一書當中的描述，臭氣沖天的根源之一在於巴黎市民對排泄物乃至垃圾隨意的扔倒，甚至時而隨意從窗戶丟出。當時的科學家已指出「空氣感染說」對於公共衛生的危害，一方面，公共衛生學者力倡維護公共場所的清潔，另一方面，貴族階級則選擇以動物內臟所製成的香水作為對抗臭氣隱含的細菌的方式。儘管公共衛生學者的力倡與政府的作為，不過，巴黎的公共衛生條件卻仍因階級有所差別。依當時實地進行統計的數據，1815年到1825年巴黎富人區與窮人區之間死亡率的顯著差異率高達百分之百。
儘管啟蒙時期對科學的追求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不過，1830年代霍亂在歐洲的流行，仍證明了人類與疾病之間的戰爭仍未劃上休止符。霍亂大規模的侵襲加上十九世紀中期，因為工業革命所帶來的城市化，不但帶來大量人口往城市移動，也帶來城鄉差距的擴大，這使得使得歐洲政府開始重視公共衛生。而英國政府首先邁開推動公共衛生網絡的步伐，濟貧法案等相關措施的通過，便是嘗試照顧弱勢階級的舉措。而法國拿破崙三世重用奧斯曼整建巴黎，其目標之一便是嘗試建立巴黎的公共衛生系統。對巴黎來說，公共衛生網絡建立的第一步便是解決水的問題。對此，巴黎政府開始在公共場所大幅地設置給水泉，讓人們得以免費享用優質的水藉以避免傳染病的發生。而這類給水泉的設備，日後更有許多改進，1867年的萬國博覽會就出現能夠進行電解作用的鑄鐵給水泉。
法國的巴斯德化
不過，1870年普法戰爭的敗北，則是法國公共衛生發展的一大歷史關鍵。戰爭的失敗使法國政府意識到，一方面戰爭之後人口下降，另一方面則是必須投注龐大政府資源改造國民體質。在這樣的背景下，於是開啟了法國的公共衛生運動，也在這樣的時空背景下，巴斯德巧妙地透過象徵科學的實驗室掌握機會建立堅固的科學地位。法國政府嘗試推動公共衛生網絡建立之際，法國科學家巴斯德則潛心於實驗室當中研究，在他的研究當中，致力於對既有的細菌自然發生說透過實驗進行反思，他特別透過牛奶酸敗、肉類腐壞等日常生活現象當中細菌的作用；最終，他確立了過去主流的看法細菌自然發生說是有問題的，也就是細菌是透過腐壞之物中介產生並傳染的。
十九世紀實證主義高漲的年代當中，科學家基於科學實驗的發現總是得到人們的衷心信服。不過，巴斯德卻是更勝一籌，他是一位善於運用媒體取得其科學實驗社會認可的科學家。1880年代，他將治療狂犬病的方式擴展至人類的手法，在新聞媒體之前進行細緻的演示；在當時新聞媒體已極為發達的法國，巴斯德迅速成為媒體英雄。
值得注意的是，如同法國極富天才的科技史學家布須諾∙拉圖爾（Bruno Latour）的《法國的巴斯德化》一書當中所強調的，戰爭不是一個天縱英明的將軍在打的，而是許許多多的人以不同的方式與位置加入戰爭這個網絡當中；巴斯德之所以為公共衛生運動者所推崇，並不僅因為他透過實驗室成為媒體的科學英雄，更因為他將細菌變得可見。對法國的公共衛生運動者來說，公共衛生是法國再生的關鍵，然而，改革卻也必須面對既有利益者例如醫生的挑戰（萬一病患大幅減少）。
在公共衛生專家向政府與社會大眾說服公共衛生重要性之際，選擇拉高巴斯德研究的重要性藉以說明公共衛生的重要性，一方面當然是巴斯德已以「科學之名」擁有相當大的社會認同度；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巴斯德關於細菌的研究成果給予公共衛生專家很大的操作空間。這個操作空間是相當政治性的，也就是指向人類共同的敵人──細菌；而這個細菌的概念不僅是生物學上細菌的概念，更將之擴大為道德層面。公共衛生工作者們將巴斯德細菌的發現政治化與道德化之後，公共衛生專家建立了「有著乾淨身體的人有著正直高尚的品格」的訴求，甚至從學校開始就灌輸這樣的觀念。
公共衛生網絡的建立
事實上，在英國與法國所開展的公共衛生網絡的建立過程當中，1830年疾病肆虐的慘痛教訓加上細菌擴散原因的確認，兩國同樣將一般人不可見的細菌視覺化，也同樣透過博覽會的展示方式強化一般大眾的衛生觀念。1884年英國倫敦舉辦了首次的萬國衛生博覽會，而法國巴黎則在1895年舉辦相同的博覽會。衛生博覽會的舉辦動機就是宣傳現代衛生觀念，從個人身體、家庭衛生到公共環境衛生的建立。不過，法國推動公共衛生的實踐當中，如同專攻十九世紀法國史的日本學者北山晴一的《流行的社會史》一書當中所說的，公共衛生運動將衛生概念無限擴大，接著開展的是更為嚴厲的道德訴求，例如大力倡導男性的縱慾是對自己的身體乃至家庭有害的，另外，從事屠宰、廢物處理相關行業的勞動階層也被以有色眼光對待。除此之外，妓女更是被打成對社會有害的群體，特別是1878年淋病被發現之後，科學發現加上嚴厲的道德訴求，妓女的身分幾乎等同於人類共同的敵人－細菌。
公共衛生網絡的建立，最終仍必須還原到每一個人的自我身體上。雖然拿破崙三世重用奧斯曼讓巴黎市民得以享受到免費優質的水，不過，這些水卻是透過給水泉供給；而法國第三共和以來所致力的工程便是克服技術困難建立上下水道系統，讓一般住家都能享用到水。在巴斯德認為洗澡有助於降低細菌傳染之後，巴黎人與水之間的距離突然拉近。不過，洗澡的普及也出現權力對身體的規訓，其實踐方式則是從孤兒院、療養院等公共設施開始進行；而對於如何洗澡才是有效的，更有每個細部動作的宣導剖析圖。
巴黎有著以巴斯德命名的地鐵站，而巴黎地鐵站經常因地緣的歷史關係進行藝術裝置，巴斯德站也不例外。該站特別設置了當年公共衛生運動的一些理念與宣導圖片，其中一幅是每星期至少洗一次澡，而其背景是相當簡單的浴室。看來，廣告海報裡的現代浴室，可能僅是布爾喬亞女性的一種時髦。
【本文摘自歷史月刊230期】
‧歷史月刊 2007/03/16
【文／李政亮】
巴黎的街道、地鐵站名稱乃至圖書館等公共建築，經常以對法國有卓越貢獻的歷史人物命名。發現細菌傳染管道並對法國公共衛生建設有著重要貢獻的巴斯德（Louis Pasteur, 1822～1895）就是一個例子。不僅有以巴斯德為名的地鐵站，更有著以巴斯德為名的圖書館與研究機構。另外，巴斯德晚年，巴黎的廣告也出現了許多標榜現代浴室的廣告海報。巴斯德與現代浴室的出現，並非巧合，而是一段公共衛生觀念的演進，從國家的競爭延伸到個人身體、從衛生到屬於布爾喬亞女性的時髦。
缺乏公共衛生的城市
在現代衛浴設備普遍化之前，洗澡對巴黎人來說是遙遠的。很難想像，十八世紀的路易十四一年只洗一次澡，而依據1850年左右的統計，巴黎人每年平均只洗兩次澡。依專研法國文化的日本學者鹿島茂《巴黎時間旅行》一書，當時巴黎有幾種不同類型的澡堂，例如塞納河的船上澡堂，另外，也出現中國風的澡堂，該澡堂內部裝潢豪華，而且外加飲食與咖啡等高檔服務；另外，十九世紀末期也出現羅馬風格的澡堂。
可以想見，洗澡對一般巴黎人來說，是一件遙遠的事情。最根本的原因在於早期巴黎所能汲取的水資源極其有限，一般市民的日常生活甚至必須透過買水才得以解決。在水資源極為欠缺的情形之下，洗浴成為貴族與平民區隔一道重要的分界線。水除了用來洗澡的功能之外，洗澡還被視為一種治療行為，而其治療對象主要是精神疾病患者，1785年《醫學雜誌》（Journal de médecine）如是刊載：「躁狂患者應作長期的泡澡和淋浴，而且，如果一天作催瀉，一天作洗浴，輪流進行，效果更佳。」
十八世紀中期，巷道擁擠的巴黎是一個臭氣沖天的城市，其城市景象或許就如同德國作家徐泗金原著改拍的電影《香水》裡所呈現的那樣汙穢不堪。依照法國歷史學家阿蘭．柯本（Alain Corbin）於《味覺與社會想像力》一書當中的描述，臭氣沖天的根源之一在於巴黎市民對排泄物乃至垃圾隨意的扔倒，甚至時而隨意從窗戶丟出。當時的科學家已指出「空氣感染說」對於公共衛生的危害，一方面，公共衛生學者力倡維護公共場所的清潔，另一方面，貴族階級則選擇以動物內臟所製成的香水作為對抗臭氣隱含的細菌的方式。儘管公共衛生學者的力倡與政府的作為，不過，巴黎的公共衛生條件卻仍因階級有所差別。依當時實地進行統計的數據，1815年到1825年巴黎富人區與窮人區之間死亡率的顯著差異率高達百分之百。
儘管啟蒙時期對科學的追求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不過，1830年代霍亂在歐洲的流行，仍證明了人類與疾病之間的戰爭仍未劃上休止符。霍亂大規模的侵襲加上十九世紀中期，因為工業革命所帶來的城市化，不但帶來大量人口往城市移動，也帶來城鄉差距的擴大，這使得使得歐洲政府開始重視公共衛生。而英國政府首先邁開推動公共衛生網絡的步伐，濟貧法案等相關措施的通過，便是嘗試照顧弱勢階級的舉措。而法國拿破崙三世重用奧斯曼整建巴黎，其目標之一便是嘗試建立巴黎的公共衛生系統。對巴黎來說，公共衛生網絡建立的第一步便是解決水的問題。對此，巴黎政府開始在公共場所大幅地設置給水泉，讓人們得以免費享用優質的水藉以避免傳染病的發生。而這類給水泉的設備，日後更有許多改進，1867年的萬國博覽會就出現能夠進行電解作用的鑄鐵給水泉。
法國的巴斯德化
不過，1870年普法戰爭的敗北，則是法國公共衛生發展的一大歷史關鍵。戰爭的失敗使法國政府意識到，一方面戰爭之後人口下降，另一方面則是必須投注龐大政府資源改造國民體質。在這樣的背景下，於是開啟了法國的公共衛生運動，也在這樣的時空背景下，巴斯德巧妙地透過象徵科學的實驗室掌握機會建立堅固的科學地位。法國政府嘗試推動公共衛生網絡建立之際，法國科學家巴斯德則潛心於實驗室當中研究，在他的研究當中，致力於對既有的細菌自然發生說透過實驗進行反思，他特別透過牛奶酸敗、肉類腐壞等日常生活現象當中細菌的作用；最終，他確立了過去主流的看法細菌自然發生說是有問題的，也就是細菌是透過腐壞之物中介產生並傳染的。
十九世紀實證主義高漲的年代當中，科學家基於科學實驗的發現總是得到人們的衷心信服。不過，巴斯德卻是更勝一籌，他是一位善於運用媒體取得其科學實驗社會認可的科學家。1880年代，他將治療狂犬病的方式擴展至人類的手法，在新聞媒體之前進行細緻的演示；在當時新聞媒體已極為發達的法國，巴斯德迅速成為媒體英雄。
值得注意的是，如同法國極富天才的科技史學家布須諾∙拉圖爾（Bruno Latour）的《法國的巴斯德化》一書當中所強調的，戰爭不是一個天縱英明的將軍在打的，而是許許多多的人以不同的方式與位置加入戰爭這個網絡當中；巴斯德之所以為公共衛生運動者所推崇，並不僅因為他透過實驗室成為媒體的科學英雄，更因為他將細菌變得可見。對法國的公共衛生運動者來說，公共衛生是法國再生的關鍵，然而，改革卻也必須面對既有利益者例如醫生的挑戰（萬一病患大幅減少）。
在公共衛生專家向政府與社會大眾說服公共衛生重要性之際，選擇拉高巴斯德研究的重要性藉以說明公共衛生的重要性，一方面當然是巴斯德已以「科學之名」擁有相當大的社會認同度；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巴斯德關於細菌的研究成果給予公共衛生專家很大的操作空間。這個操作空間是相當政治性的，也就是指向人類共同的敵人──細菌；而這個細菌的概念不僅是生物學上細菌的概念，更將之擴大為道德層面。公共衛生工作者們將巴斯德細菌的發現政治化與道德化之後，公共衛生專家建立了「有著乾淨身體的人有著正直高尚的品格」的訴求，甚至從學校開始就灌輸這樣的觀念。
公共衛生網絡的建立
事實上，在英國與法國所開展的公共衛生網絡的建立過程當中，1830年疾病肆虐的慘痛教訓加上細菌擴散原因的確認，兩國同樣將一般人不可見的細菌視覺化，也同樣透過博覽會的展示方式強化一般大眾的衛生觀念。1884年英國倫敦舉辦了首次的萬國衛生博覽會，而法國巴黎則在1895年舉辦相同的博覽會。衛生博覽會的舉辦動機就是宣傳現代衛生觀念，從個人身體、家庭衛生到公共環境衛生的建立。不過，法國推動公共衛生的實踐當中，如同專攻十九世紀法國史的日本學者北山晴一的《流行的社會史》一書當中所說的，公共衛生運動將衛生概念無限擴大，接著開展的是更為嚴厲的道德訴求，例如大力倡導男性的縱慾是對自己的身體乃至家庭有害的，另外，從事屠宰、廢物處理相關行業的勞動階層也被以有色眼光對待。除此之外，妓女更是被打成對社會有害的群體，特別是1878年淋病被發現之後，科學發現加上嚴厲的道德訴求，妓女的身分幾乎等同於人類共同的敵人－細菌。
公共衛生網絡的建立，最終仍必須還原到每一個人的自我身體上。雖然拿破崙三世重用奧斯曼讓巴黎市民得以享受到免費優質的水，不過，這些水卻是透過給水泉供給；而法國第三共和以來所致力的工程便是克服技術困難建立上下水道系統，讓一般住家都能享用到水。在巴斯德認為洗澡有助於降低細菌傳染之後，巴黎人與水之間的距離突然拉近。不過，洗澡的普及也出現權力對身體的規訓，其實踐方式則是從孤兒院、療養院等公共設施開始進行；而對於如何洗澡才是有效的，更有每個細部動作的宣導剖析圖。
巴黎有著以巴斯德命名的地鐵站，而巴黎地鐵站經常因地緣的歷史關係進行藝術裝置，巴斯德站也不例外。該站特別設置了當年公共衛生運動的一些理念與宣導圖片，其中一幅是每星期至少洗一次澡，而其背景是相當簡單的浴室。看來，廣告海報裡的現代浴室，可能僅是布爾喬亞女性的一種時髦。
【本文摘自歷史月刊23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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