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士丁尼宗教政策失敗原因初探 (下)
‧歷史月刊 2007/03/16
【文／郭海成】
政治上的迫害
查士丁尼的理想是建立統一的帝國、統一的疆域和統一的教會，雖然教會事務享有一定獨立性，但它仍受制於皇帝的政治權力。可以說政治因素是查士丁尼宗教政策失敗的直接原因。
首先，查士丁尼的宗教政策受到政治局勢的嚴重影響，致使政策前後不一，引來問題無數。例如查士丁尼統治早期為了緩和一性派對政府的敵意，任命一性派教徒安提密阿為安條克大主教，不過，後來為了獲得義大利戰場上羅馬教會的支持，對一性派進行殘酷的鎮壓：把遭到羅馬大主教譴責的安提密阿逐出首都，焚毀其著作；不僅如此，他還罷免頑固的亞歷山大主教，接連任命兩位堅定的查爾西頓派教士做亞歷山大主教。查士丁尼的鎮壓使一性派遭到巨創。另一方面，他的皇后西奧多拉暗中保護一性派，其中有位敘利亞人雅各‧巴拉德烏斯(Jacob Baradaeus，約490－578年)，創立了以反帝著稱的雅各教會。皇后保護一性派的行為顯然沒有受到皇帝的阻止，因此查爾西頓派對此極為不滿。通過這個例子，可以看出查士丁尼的政策由於數次妥協，不但沒有達到緩和兩派矛盾的目的，反而同時引起雙方的不滿，使問題更加嚴重。
其次，皇帝對君士坦丁堡教會的支持反而激化查爾西頓派與一性派的矛盾。君士坦丁大帝(Constantine the Great，324－337年在位)為基督教正名的同時，設立了五大教區：羅馬、君士坦丁堡、亞歷山大、安條克和耶路撒冷，其中羅馬教會因其創建者彼得掌管通往天堂的鑰匙，自然成為教區之首；富庶的亞歷山大與安條克不斷擴展自己的影響力；君士坦丁堡本是一座小城，新首都的建立賦予它並列五大教區的資格以及各種壯大的機會。羅馬帝國轉向拜占庭帝國的一個特徵就是政治上的君主集權，政治上的集權要求宗教領域的集權，即一個擁有最高權力的教會。為此，五大教區展開影響力的競爭，其中，君士坦丁堡教區因為擁有帝國政府和皇帝的支持，它的擴張最為有效。最終，受到皇權眷顧的君士坦丁堡教會逐漸成為東部教會的首領。這種擴張本質上是皇權崇高性的反映，由於位於首都，沐浴著皇權的照耀，首都教會才有足夠的力量進行擴張；同時，皇帝也為了強化自己的尊貴也提高它的地位。查士丁尼曾明確肯定君士坦丁堡教會的地位，「最神聖的君士坦丁堡大主教轄區，新羅馬，在最聖潔的舊羅馬的使徒教會之後，位居第二」。不幸的是，皇帝對君士坦丁堡教會擴張的支持加劇了一性派的分裂。
君士坦丁堡教會的擴張是一性派問題產生並激化的直接原因。第一，教會間的權力對抗加大了教義分歧。以一性派為例，它的出現除了教義理解的差異外，還基於亞歷山大主教對君士坦丁堡大教長的嫉妒和仇恨，「他嫉妒他們所處的沐浴於皇家宮廷的陽光之中的幸運的地位；他又害怕他們對歐洲和亞洲的大都市進行壓迫，對安條克和亞歷山大里亞行省進行侵略，以帝國的邊界為其教區邊界的暴發的野心」。因此，圍繞著一性派的紛爭就包含著東方教會對君士坦丁堡教會的抵制。第二、教會間的權力對抗使教義分歧演化為激烈的社會運動。仍然以一性派為例，君士坦丁堡附近一所修道院的院長尤提齊斯主張一性論，導致當時的君士坦丁堡大教長與亞歷山大主教互相攻擊，衝突升級為政治鬥爭。第三，查爾西頓會議對君士坦丁堡教會最高地位的確立激化了一性派問題。一性派對查爾西頓會議的不滿不但因為它被斥為異端，還在於該會議正式賦予君士坦丁堡教會東部首領的地位。它將亞歷山大教會、安條克教會和耶路撒冷教會置於君士坦丁堡教會的權力之下，使教會矛盾迅速激化埃及和敘利亞的教會從此拒絕使用希臘語，而採用當地的語言來記事和傳播一性派教義。在這樣的背景下，皇帝作為君士坦丁堡教會的代言人自然無法解決根源於它的宗教衝突。
最後，皇帝強化皇權對教權的至尊權的措施激起整個教會領域對其宗教政策的抵制。皇權對教權的至尊權在四世紀早期基督教取得合法地位時就已確立，其主要表現為：一、控制召開基督教大會的權力；二、控制基督教高級教職人員的任免權；三、控制調解和仲裁教會爭端的權力。查士丁尼則把皇權的至尊權發揮到極至，高度強化皇帝對教會事務的控制：他強行召開第五次基督教大會；多次任免五大教區的主教，甚至囚禁羅馬大主教；插手教會的內務管理，事無巨細他都以法令的形式加以規範，從而把教會完全置於皇帝的控制之下。然而，教權正在急速膨脹，早在五世紀，教會就已經開始直接表達對皇帝政策的不滿。對查士丁尼的強權，教會也有相應的反抗，西方教士抱怨戰爭帶來的破壞，拒絕接受第五次宗教會議決議，不與皇帝任命的羅馬大主教交往。查士丁尼死後不久，羅馬大主教公然與皇帝分庭抗禮，迫使皇帝承認其「基督教教規最高捍衛者」的地位。而東方的教會也早已對皇帝失去信心。在這個權力鬥爭的過程中，教會與帝國積累了重重矛盾。
由上觀之，政治對教義紛爭的影響不僅不利於解決教派衝突，反而使衝突更加尖銳，查士丁尼在政治局勢面前的妥協以及他極力對宗教事務的插手，恰恰使他的宗教政策更加難以實施，從而直接促成了他的失敗和教會的分裂。
經濟上的窘困
除宗教和政治因素外，查士丁尼宗教政策失敗的根本在於經濟原因。三世紀大危機以來，西方迅速衰落，帝國的經濟重心東移，查士丁尼各項重大舉措的花費幾乎都來自東方，為此，他緊緊控制著東方的經濟命脈，給當地人民帶來沉重的經濟負擔。在沉重的經濟剝削下，一性派成為東方人民反對帝國統治的旗幟，而查士丁尼對教義衝突的調解，完全忽視當地民眾的經濟要求，反而變本加厲，從而決定他宗教政策的必然失敗。
首先，查士丁尼打擊大地主的經濟力量。當時，帝國的財富主要集中在東方，同時富商也集中於東方。那裡的大地產主擁有大量土地，甚至形成自己獨立的管理體系，直接威脅中央統治。例如查士丁尼時期，埃及的阿丕安家族(Apion)擁有許多村莊和大量工作人員、管家及書記員，有收稅官，制定自己的政策，甚至設立私人監獄。同時皇帝由於大興土木和連年戰爭，資金極度短缺，西部的遠征軍從將軍到士兵所有人的軍餉不但一再縮減，還長期拖欠，引起數次軍變。為此，查士丁尼嚴厲打擊和限制大地產主：干預產業繼承；給大地主強加罪名，以沒收其財產；並以懲罰異端為口實沒收教會和修道院的地產。東方的上層社會不僅是財富的主要持有者，還是一性派的領導力量之一，查士丁尼對他們的經濟迫害直接導致一性派與帝國的對抗。
其次，查士丁尼還加強了對下層人民的壓迫，從而不僅觸怒了一性派領導群體的利益，而且還損害幾乎所有普通一性派信徒的利益。他強行解除佃農對大地產主的依附，把他們重新定為自由農，既保證了帝國的財政收入，又為他的戰爭和建築提供勞動力。因為還原為自由農之後，農民的小塊土地根本無法滿足幾個成年人的生計，為此，許多年輕人不得不自願加入遠征軍開赴西部戰場。但是自由農的生活非常艱苦，以埃及的自由農為例，他們擁有小部分土地，居於城市，參與城市的生活與管理。當大地產主和教會紛紛享受豁免權後，沉重的稅額落在他們身上，繳納國稅之後，所剩已然無幾；又添徵稅官橫徵暴斂，所以許多自由農甘願放棄小塊土地，充任大地產主的佃農，從而擺脫對帝國的納稅義務，但皇帝的政策又使他們不得不重新擔起沉重的負擔。
農民們所承擔的負擔具體地主要表現在沉重的稅額和糧食供應兩方面。查士丁尼多次增稅和提高稅額，且比舊制度更加嚴苛。東方各地所承擔的稅額之重以至於肥沃的土地也只能從每份土地中獲得些許盈餘，更大的利潤只能通過免稅和加重租金才能實現。但只有貴族、高級官吏和教會才有免稅權，平民只能在沉重的稅制下勉強度日，甚至連賣掉土地作雇農的權力也被剝奪。在糧食供應方面農民也承擔著重負。埃及一直以來都是君士坦丁堡及其周圍地區的糧倉，每年要向那裡輸出650萬磅穀物，皇帝還親自改組亞歷山大城和君士坦丁堡間的大量穀物貿易，以低價運出埃及。此外，軍糧供應也來自東方，以村莊為單位定期繳納，一個村莊大約需要繳納6090公升麥子和許多肉，負擔極其沉重。總之，羅馬人在埃及統治的最後一個世紀中，埃及給人的是一個「絕對的貧困」的印象：土地為寺院和教會占有，帝國賦稅的負擔重重地壓在身上。皇帝的強權和經濟壓迫引起強烈不滿，這種不滿彌漫成整個東部對希臘統治的厭惡，在他們看來，拜占庭帝國的統治「在政治上是一個外人的壓迫，在經濟上是一個外人的剝削」，在宗教上是背離了上帝信仰的異端。
由此可見，長期以來帝國對東方的經濟壓迫已經種下了東方地區的分裂，一性派只是這種意願在宗教領域的表現，查士丁尼沒有從經濟著手，反而在調解教義紛爭的同時加重經濟剝削，必然導致他宗教政策的失敗。
總之，查士丁尼宗教政策的失敗原因很多。一方面他違背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在教義紛爭的年代試圖統一教義；另一方面還多次為了政治目的而妥協；更重要的是他沒有找到解決問題的根源——經濟問題，從而必然導致他宗教政策的失敗。正如帝國東西部終將分裂一樣，東方教會必將與羅馬教會分離，埃及、敘利亞和巴勒斯坦等東部地區因一性派問題與帝國和羅馬教會的分裂，恰恰是東西方教會分裂的前奏，查士丁尼不自覺地促成了這一歷史的發展結局。
‧歷史月刊 2007/03/16
【文／郭海成】
政治上的迫害
查士丁尼的理想是建立統一的帝國、統一的疆域和統一的教會，雖然教會事務享有一定獨立性，但它仍受制於皇帝的政治權力。可以說政治因素是查士丁尼宗教政策失敗的直接原因。
首先，查士丁尼的宗教政策受到政治局勢的嚴重影響，致使政策前後不一，引來問題無數。例如查士丁尼統治早期為了緩和一性派對政府的敵意，任命一性派教徒安提密阿為安條克大主教，不過，後來為了獲得義大利戰場上羅馬教會的支持，對一性派進行殘酷的鎮壓：把遭到羅馬大主教譴責的安提密阿逐出首都，焚毀其著作；不僅如此，他還罷免頑固的亞歷山大主教，接連任命兩位堅定的查爾西頓派教士做亞歷山大主教。查士丁尼的鎮壓使一性派遭到巨創。另一方面，他的皇后西奧多拉暗中保護一性派，其中有位敘利亞人雅各‧巴拉德烏斯(Jacob Baradaeus，約490－578年)，創立了以反帝著稱的雅各教會。皇后保護一性派的行為顯然沒有受到皇帝的阻止，因此查爾西頓派對此極為不滿。通過這個例子，可以看出查士丁尼的政策由於數次妥協，不但沒有達到緩和兩派矛盾的目的，反而同時引起雙方的不滿，使問題更加嚴重。
其次，皇帝對君士坦丁堡教會的支持反而激化查爾西頓派與一性派的矛盾。君士坦丁大帝(Constantine the Great，324－337年在位)為基督教正名的同時，設立了五大教區：羅馬、君士坦丁堡、亞歷山大、安條克和耶路撒冷，其中羅馬教會因其創建者彼得掌管通往天堂的鑰匙，自然成為教區之首；富庶的亞歷山大與安條克不斷擴展自己的影響力；君士坦丁堡本是一座小城，新首都的建立賦予它並列五大教區的資格以及各種壯大的機會。羅馬帝國轉向拜占庭帝國的一個特徵就是政治上的君主集權，政治上的集權要求宗教領域的集權，即一個擁有最高權力的教會。為此，五大教區展開影響力的競爭，其中，君士坦丁堡教區因為擁有帝國政府和皇帝的支持，它的擴張最為有效。最終，受到皇權眷顧的君士坦丁堡教會逐漸成為東部教會的首領。這種擴張本質上是皇權崇高性的反映，由於位於首都，沐浴著皇權的照耀，首都教會才有足夠的力量進行擴張；同時，皇帝也為了強化自己的尊貴也提高它的地位。查士丁尼曾明確肯定君士坦丁堡教會的地位，「最神聖的君士坦丁堡大主教轄區，新羅馬，在最聖潔的舊羅馬的使徒教會之後，位居第二」。不幸的是，皇帝對君士坦丁堡教會擴張的支持加劇了一性派的分裂。
君士坦丁堡教會的擴張是一性派問題產生並激化的直接原因。第一，教會間的權力對抗加大了教義分歧。以一性派為例，它的出現除了教義理解的差異外，還基於亞歷山大主教對君士坦丁堡大教長的嫉妒和仇恨，「他嫉妒他們所處的沐浴於皇家宮廷的陽光之中的幸運的地位；他又害怕他們對歐洲和亞洲的大都市進行壓迫，對安條克和亞歷山大里亞行省進行侵略，以帝國的邊界為其教區邊界的暴發的野心」。因此，圍繞著一性派的紛爭就包含著東方教會對君士坦丁堡教會的抵制。第二、教會間的權力對抗使教義分歧演化為激烈的社會運動。仍然以一性派為例，君士坦丁堡附近一所修道院的院長尤提齊斯主張一性論，導致當時的君士坦丁堡大教長與亞歷山大主教互相攻擊，衝突升級為政治鬥爭。第三，查爾西頓會議對君士坦丁堡教會最高地位的確立激化了一性派問題。一性派對查爾西頓會議的不滿不但因為它被斥為異端，還在於該會議正式賦予君士坦丁堡教會東部首領的地位。它將亞歷山大教會、安條克教會和耶路撒冷教會置於君士坦丁堡教會的權力之下，使教會矛盾迅速激化埃及和敘利亞的教會從此拒絕使用希臘語，而採用當地的語言來記事和傳播一性派教義。在這樣的背景下，皇帝作為君士坦丁堡教會的代言人自然無法解決根源於它的宗教衝突。
最後，皇帝強化皇權對教權的至尊權的措施激起整個教會領域對其宗教政策的抵制。皇權對教權的至尊權在四世紀早期基督教取得合法地位時就已確立，其主要表現為：一、控制召開基督教大會的權力；二、控制基督教高級教職人員的任免權；三、控制調解和仲裁教會爭端的權力。查士丁尼則把皇權的至尊權發揮到極至，高度強化皇帝對教會事務的控制：他強行召開第五次基督教大會；多次任免五大教區的主教，甚至囚禁羅馬大主教；插手教會的內務管理，事無巨細他都以法令的形式加以規範，從而把教會完全置於皇帝的控制之下。然而，教權正在急速膨脹，早在五世紀，教會就已經開始直接表達對皇帝政策的不滿。對查士丁尼的強權，教會也有相應的反抗，西方教士抱怨戰爭帶來的破壞，拒絕接受第五次宗教會議決議，不與皇帝任命的羅馬大主教交往。查士丁尼死後不久，羅馬大主教公然與皇帝分庭抗禮，迫使皇帝承認其「基督教教規最高捍衛者」的地位。而東方的教會也早已對皇帝失去信心。在這個權力鬥爭的過程中，教會與帝國積累了重重矛盾。
由上觀之，政治對教義紛爭的影響不僅不利於解決教派衝突，反而使衝突更加尖銳，查士丁尼在政治局勢面前的妥協以及他極力對宗教事務的插手，恰恰使他的宗教政策更加難以實施，從而直接促成了他的失敗和教會的分裂。
經濟上的窘困
除宗教和政治因素外，查士丁尼宗教政策失敗的根本在於經濟原因。三世紀大危機以來，西方迅速衰落，帝國的經濟重心東移，查士丁尼各項重大舉措的花費幾乎都來自東方，為此，他緊緊控制著東方的經濟命脈，給當地人民帶來沉重的經濟負擔。在沉重的經濟剝削下，一性派成為東方人民反對帝國統治的旗幟，而查士丁尼對教義衝突的調解，完全忽視當地民眾的經濟要求，反而變本加厲，從而決定他宗教政策的必然失敗。
首先，查士丁尼打擊大地主的經濟力量。當時，帝國的財富主要集中在東方，同時富商也集中於東方。那裡的大地產主擁有大量土地，甚至形成自己獨立的管理體系，直接威脅中央統治。例如查士丁尼時期，埃及的阿丕安家族(Apion)擁有許多村莊和大量工作人員、管家及書記員，有收稅官，制定自己的政策，甚至設立私人監獄。同時皇帝由於大興土木和連年戰爭，資金極度短缺，西部的遠征軍從將軍到士兵所有人的軍餉不但一再縮減，還長期拖欠，引起數次軍變。為此，查士丁尼嚴厲打擊和限制大地產主：干預產業繼承；給大地主強加罪名，以沒收其財產；並以懲罰異端為口實沒收教會和修道院的地產。東方的上層社會不僅是財富的主要持有者，還是一性派的領導力量之一，查士丁尼對他們的經濟迫害直接導致一性派與帝國的對抗。
其次，查士丁尼還加強了對下層人民的壓迫，從而不僅觸怒了一性派領導群體的利益，而且還損害幾乎所有普通一性派信徒的利益。他強行解除佃農對大地產主的依附，把他們重新定為自由農，既保證了帝國的財政收入，又為他的戰爭和建築提供勞動力。因為還原為自由農之後，農民的小塊土地根本無法滿足幾個成年人的生計，為此，許多年輕人不得不自願加入遠征軍開赴西部戰場。但是自由農的生活非常艱苦，以埃及的自由農為例，他們擁有小部分土地，居於城市，參與城市的生活與管理。當大地產主和教會紛紛享受豁免權後，沉重的稅額落在他們身上，繳納國稅之後，所剩已然無幾；又添徵稅官橫徵暴斂，所以許多自由農甘願放棄小塊土地，充任大地產主的佃農，從而擺脫對帝國的納稅義務，但皇帝的政策又使他們不得不重新擔起沉重的負擔。
農民們所承擔的負擔具體地主要表現在沉重的稅額和糧食供應兩方面。查士丁尼多次增稅和提高稅額，且比舊制度更加嚴苛。東方各地所承擔的稅額之重以至於肥沃的土地也只能從每份土地中獲得些許盈餘，更大的利潤只能通過免稅和加重租金才能實現。但只有貴族、高級官吏和教會才有免稅權，平民只能在沉重的稅制下勉強度日，甚至連賣掉土地作雇農的權力也被剝奪。在糧食供應方面農民也承擔著重負。埃及一直以來都是君士坦丁堡及其周圍地區的糧倉，每年要向那裡輸出650萬磅穀物，皇帝還親自改組亞歷山大城和君士坦丁堡間的大量穀物貿易，以低價運出埃及。此外，軍糧供應也來自東方，以村莊為單位定期繳納，一個村莊大約需要繳納6090公升麥子和許多肉，負擔極其沉重。總之，羅馬人在埃及統治的最後一個世紀中，埃及給人的是一個「絕對的貧困」的印象：土地為寺院和教會占有，帝國賦稅的負擔重重地壓在身上。皇帝的強權和經濟壓迫引起強烈不滿，這種不滿彌漫成整個東部對希臘統治的厭惡，在他們看來，拜占庭帝國的統治「在政治上是一個外人的壓迫，在經濟上是一個外人的剝削」，在宗教上是背離了上帝信仰的異端。
由此可見，長期以來帝國對東方的經濟壓迫已經種下了東方地區的分裂，一性派只是這種意願在宗教領域的表現，查士丁尼沒有從經濟著手，反而在調解教義紛爭的同時加重經濟剝削，必然導致他宗教政策的失敗。
總之，查士丁尼宗教政策的失敗原因很多。一方面他違背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在教義紛爭的年代試圖統一教義；另一方面還多次為了政治目的而妥協；更重要的是他沒有找到解決問題的根源——經濟問題，從而必然導致他宗教政策的失敗。正如帝國東西部終將分裂一樣，東方教會必將與羅馬教會分離，埃及、敘利亞和巴勒斯坦等東部地區因一性派問題與帝國和羅馬教會的分裂，恰恰是東西方教會分裂的前奏，查士丁尼不自覺地促成了這一歷史的發展結局。
【本文摘自歷史月刊23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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