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士丁尼宗教政策失敗原因初探 (上)
‧歷史月刊 2007/03/16
【文／郭海成】
拜占庭皇帝查士丁尼在內政外交方面功績卓著，但他的宗教政策卻以失敗告終。究其原因，一是此時基督教教義正處於完善成熟階段，紛爭不可避免，難以調和；二是各種政治勢力的角逐加劇了教派衝突，皇帝在政教兩邊難以協調；而且皇帝各項舉措所需要的經濟支出對東部省份的強加，直接促使該地區分裂勢力的壯大。
查士丁尼（JustinianΙ, 527～565年）是羅馬帝國晚期拜占庭早期最偉大的皇帝，他統治期間，舉兵西征，收復北非與義大利；編修法典；重建聖索非亞教堂，在內政外交方面功績卓著。時值基督教逐漸成熟的時期，各種教義紛爭充斥社會各個角落。在這種狀況下，查士丁尼打擊異教，排斥異端，調解紛爭，力圖建立教義上統一的教會。他的宗教政策中最核心的問題即調解「一性派」與正統的「查爾西頓派」的紛爭。「一性派」（Monophysitism）認為基督的「人性」已被其「神性」所融合，只表現為一種性質——「神性」，遂稱一性派，盛行於東方的埃及、敘利亞和巴勒斯坦等地。「查爾西頓派」（Chalcedonism）堅持公元451年在查爾西頓召開的第三次基督教大公會議決議，信奉基督神性與人性的共同存在及不可分割性，將「一性派」斥為異端；它的信仰者主要集中在西方和君士坦丁堡。自從五世紀紛爭出現以來，兩派積極爭取皇帝的支持以確立優勢地位，在較量之中互有勝負。到查士丁尼統治時期，教義衝突已趨白熱化，皇帝的一言一行都會引起劇烈的動盪。在這樣的局勢下，查士丁尼卻反覆不定：時而嚴厲鎮壓一性派；時而態度緩和，不斷示好。最終東西方教會分裂，他的種種努力歸於失敗。
查士丁尼的政策按時間可分為四個階段：一、奉命迫害（518～527年）；二、綏靖求全（529～536年）；三、再次迫害（536～548年）；四、拉攏求和（548年以後）。結果教會內部矛盾愈演愈烈，東西裂痕日漸加大。直到642年，亞歷山大主教西留斯代表全教區居民向阿拉伯人投降，拜占庭帝國對東方的統治正式結束，象徵著查士丁尼一性派政策的失敗。對於導致失敗的原因，學者們意見不一，本文盡可能全面地加以分析。
宗教上的迫害
由於一性派問題圍繞著教義分歧展開，因此其失敗原因可以直接從宗教上來尋找。宗教也可以說是雙刃劍，它有時可能幫助統治者鞏固統治，有時也會帶來紛爭，甚至對教會和國家都發生不良的結果。這一不良的後果即教會的分裂和帝國的分裂。
首先，教義紛爭是基督教發展的必然產物，查士丁尼的調解違背發展規律，必然導致失敗。一性派的出現是基督教義發展的一個階段，在它前後還有許多異端派別。比較著名的有四世紀的阿里烏派以及比一性派稍早的聶斯托里派。這幾次規模較大的異端運動歸根究底所解決的都是一個問題，即圍繞著「三位一體」信仰的理解。針對阿里烏(Arius，約250－336年)認為基督是「被造」的觀點，325年尼西亞的第一次基督教大公會加以反駁，頒布《尼西亞信經》，肯定對基督與聖靈的信仰並在第二次大公會議上明確聖父、聖子、聖靈的三位一體，基督的神性和人性的存在得到肯定。五世紀的時候，針對三位一體中基督的神性與人性的理解再次出現分歧，君士坦丁堡大教長聶斯托里(Nestorius，381－451年)認為兩者已經分離，並分別構成了兩個位格，其人性是由瑪利亞所生，而其神性是來自上帝，非人母所生，所以瑪利亞是「人母」而非「神母」。亞歷山大主教西瑞爾(Cyril，412－444年在任)確信「基督裡的人性已經完全成為神性，此兩性是集中在『道』的一個統一存在，一個具體的存在」，他的觀點後來發展成為一性派。這兩種派別互相攻訐，指斥對方為異端，但是他們的觀點都遭到羅馬教會的反對，因此431年聶斯托里派被驅逐；451年一性派被指為異端。聶斯托里派被驅逐到波斯，後來傳布到東方，在唐朝到達我國，稱為景教。而一性派借助於在東部省區的強大影響力與查爾西頓派展開激烈的抗爭。
本質上，這幾次教義爭論是基督教教義自我完善的過程。基督教本身結合了東方的神秘主義與西方的現實主義，上帝無所不在、無處不在、無時不在正是神秘主義的體現，而上帝之子基督則反應的是現實主義的影響。這兩種體系的結合必然會導致某些理解傾向神秘主義或現實主義，一性派、阿里烏派和聶斯托里派雖然教義不同，有的甚至彼此敵對，但都屬於東方神秘主義的範疇，都對基督的權威構成威脅，所以必然會遭到反對。但是在基督教發展過程中，這些階段又是必然的。神秘主義和現實主義分屬於東西方不同的文化系統，它們的碰撞必然產生多種多樣的結果，各個地區不同的文化人群對教義的理解自然也千差萬別。然而這種百家爭鳴的局面並不允許在基督教中存在，在基督教的信仰中，通往天堂的路有且只有一條，些許差別就可能導致墮入地獄，故而必須要在各種理解當中確立一條正統的信仰。在「正統」意識的影響下，各個教派展開激烈爭論，有時甚至流血戰爭，就是為了維護自己所信仰教義的正確性。對於這種教義紛爭，查士丁尼無論採取何種的措施，必然會引起某一派的不滿，根本無法實現統一的目的。
其次，教義紛爭所涉及地域存在著巨大的文化差異，這也是查士丁尼政策難以實施的原因之一。堅持查爾西頓教義的教徒主要集中在西部，這些包括義大利、高盧和北非在內的地區，這裡的文化思辨傳統本不及希臘地區濃厚；後因日爾曼人入侵，它無論是在經濟、政治還是文化領域都嚴重地倒退。儘管西方也曾出現一些學識淵博的學者，但總體理性思辨相對淡薄，因而傾向於維護單純的信仰和教義，反對對信仰過多的理性分析。而一性派所在的東方擁有濃重的文化氛圍，那裡理性思辨盛行，安條克是亞里斯多德思想的中心，亞歷山大則是柏拉圖主義的研究中心，這裡深厚的希臘哲學影響到教士們對教義的理解，例如一性論就帶有強烈的柏拉圖主義色彩。這種地域間的文化差異由來已久，它深深地影響著當地人們的思想意識，使他們在氣質、行事方面差別很大，這種差別是皇帝無法左右的，因此他也無法彌補這種差異導致的教義紛爭。
最後，民眾對信仰十分狂熱，教義調解極其困難。這個時期整個帝國都彌漫著濃厚的宗教氣息，人們在街頭巷尾、市場商店無休無止地辯論著神學問題，甚至於顧客問及商品的價格時，店主竟回答「三位一體」。各種派別的教徒認為凡是與自己觀點不同者都是異端，要對他們進行殘酷的懲罰：君士坦丁堡大教長聶斯脫里在428年就曾激動地祈禱：「給我，哦，愷撒！給我一個沒有異端邪說的地球，我便將給你一個天國作為交換；和我一起消滅所有的異端邪說派，我便和你一起消滅所有的波斯人！」此時基督徒對異己的仇恨已經到達一種極至，任何稍有妥協傾向的行為都會受到猛烈攻擊。人們的宗教狂信被當時一位元嚴肅的主教記錄下來：「亞歷山大里亞以及全埃及的人民都陷入了一種離奇的瘋狂當中：大人物和小人物、奴隸和自由人、僧侶和教士，以及反對查爾西頓的本地人，全都失去說話和理解事物的能力，一律只能像狗一樣狂吠。」這種宗教熱情致使教義紛爭異常激烈，查士丁尼的調解政策無濟於事。
通過以上分析瞭解到基督教教義紛爭不但異常激烈，而且還是歷史發展的必然，這些因素致使查士丁尼宗教政策必然失敗。然而左右著查士丁尼政策還有許多因素，由於拜占庭社會宗教一直隸屬於政治生活，所以可以進一步從政治上來分析和解答這個問題。
‧歷史月刊 2007/03/16
【文／郭海成】
拜占庭皇帝查士丁尼在內政外交方面功績卓著，但他的宗教政策卻以失敗告終。究其原因，一是此時基督教教義正處於完善成熟階段，紛爭不可避免，難以調和；二是各種政治勢力的角逐加劇了教派衝突，皇帝在政教兩邊難以協調；而且皇帝各項舉措所需要的經濟支出對東部省份的強加，直接促使該地區分裂勢力的壯大。
查士丁尼（JustinianΙ, 527～565年）是羅馬帝國晚期拜占庭早期最偉大的皇帝，他統治期間，舉兵西征，收復北非與義大利；編修法典；重建聖索非亞教堂，在內政外交方面功績卓著。時值基督教逐漸成熟的時期，各種教義紛爭充斥社會各個角落。在這種狀況下，查士丁尼打擊異教，排斥異端，調解紛爭，力圖建立教義上統一的教會。他的宗教政策中最核心的問題即調解「一性派」與正統的「查爾西頓派」的紛爭。「一性派」（Monophysitism）認為基督的「人性」已被其「神性」所融合，只表現為一種性質——「神性」，遂稱一性派，盛行於東方的埃及、敘利亞和巴勒斯坦等地。「查爾西頓派」（Chalcedonism）堅持公元451年在查爾西頓召開的第三次基督教大公會議決議，信奉基督神性與人性的共同存在及不可分割性，將「一性派」斥為異端；它的信仰者主要集中在西方和君士坦丁堡。自從五世紀紛爭出現以來，兩派積極爭取皇帝的支持以確立優勢地位，在較量之中互有勝負。到查士丁尼統治時期，教義衝突已趨白熱化，皇帝的一言一行都會引起劇烈的動盪。在這樣的局勢下，查士丁尼卻反覆不定：時而嚴厲鎮壓一性派；時而態度緩和，不斷示好。最終東西方教會分裂，他的種種努力歸於失敗。
查士丁尼的政策按時間可分為四個階段：一、奉命迫害（518～527年）；二、綏靖求全（529～536年）；三、再次迫害（536～548年）；四、拉攏求和（548年以後）。結果教會內部矛盾愈演愈烈，東西裂痕日漸加大。直到642年，亞歷山大主教西留斯代表全教區居民向阿拉伯人投降，拜占庭帝國對東方的統治正式結束，象徵著查士丁尼一性派政策的失敗。對於導致失敗的原因，學者們意見不一，本文盡可能全面地加以分析。
宗教上的迫害
由於一性派問題圍繞著教義分歧展開，因此其失敗原因可以直接從宗教上來尋找。宗教也可以說是雙刃劍，它有時可能幫助統治者鞏固統治，有時也會帶來紛爭，甚至對教會和國家都發生不良的結果。這一不良的後果即教會的分裂和帝國的分裂。
首先，教義紛爭是基督教發展的必然產物，查士丁尼的調解違背發展規律，必然導致失敗。一性派的出現是基督教義發展的一個階段，在它前後還有許多異端派別。比較著名的有四世紀的阿里烏派以及比一性派稍早的聶斯托里派。這幾次規模較大的異端運動歸根究底所解決的都是一個問題，即圍繞著「三位一體」信仰的理解。針對阿里烏(Arius，約250－336年)認為基督是「被造」的觀點，325年尼西亞的第一次基督教大公會加以反駁，頒布《尼西亞信經》，肯定對基督與聖靈的信仰並在第二次大公會議上明確聖父、聖子、聖靈的三位一體，基督的神性和人性的存在得到肯定。五世紀的時候，針對三位一體中基督的神性與人性的理解再次出現分歧，君士坦丁堡大教長聶斯托里(Nestorius，381－451年)認為兩者已經分離，並分別構成了兩個位格，其人性是由瑪利亞所生，而其神性是來自上帝，非人母所生，所以瑪利亞是「人母」而非「神母」。亞歷山大主教西瑞爾(Cyril，412－444年在任)確信「基督裡的人性已經完全成為神性，此兩性是集中在『道』的一個統一存在，一個具體的存在」，他的觀點後來發展成為一性派。這兩種派別互相攻訐，指斥對方為異端，但是他們的觀點都遭到羅馬教會的反對，因此431年聶斯托里派被驅逐；451年一性派被指為異端。聶斯托里派被驅逐到波斯，後來傳布到東方，在唐朝到達我國，稱為景教。而一性派借助於在東部省區的強大影響力與查爾西頓派展開激烈的抗爭。
本質上，這幾次教義爭論是基督教教義自我完善的過程。基督教本身結合了東方的神秘主義與西方的現實主義，上帝無所不在、無處不在、無時不在正是神秘主義的體現，而上帝之子基督則反應的是現實主義的影響。這兩種體系的結合必然會導致某些理解傾向神秘主義或現實主義，一性派、阿里烏派和聶斯托里派雖然教義不同，有的甚至彼此敵對，但都屬於東方神秘主義的範疇，都對基督的權威構成威脅，所以必然會遭到反對。但是在基督教發展過程中，這些階段又是必然的。神秘主義和現實主義分屬於東西方不同的文化系統，它們的碰撞必然產生多種多樣的結果，各個地區不同的文化人群對教義的理解自然也千差萬別。然而這種百家爭鳴的局面並不允許在基督教中存在，在基督教的信仰中，通往天堂的路有且只有一條，些許差別就可能導致墮入地獄，故而必須要在各種理解當中確立一條正統的信仰。在「正統」意識的影響下，各個教派展開激烈爭論，有時甚至流血戰爭，就是為了維護自己所信仰教義的正確性。對於這種教義紛爭，查士丁尼無論採取何種的措施，必然會引起某一派的不滿，根本無法實現統一的目的。
其次，教義紛爭所涉及地域存在著巨大的文化差異，這也是查士丁尼政策難以實施的原因之一。堅持查爾西頓教義的教徒主要集中在西部，這些包括義大利、高盧和北非在內的地區，這裡的文化思辨傳統本不及希臘地區濃厚；後因日爾曼人入侵，它無論是在經濟、政治還是文化領域都嚴重地倒退。儘管西方也曾出現一些學識淵博的學者，但總體理性思辨相對淡薄，因而傾向於維護單純的信仰和教義，反對對信仰過多的理性分析。而一性派所在的東方擁有濃重的文化氛圍，那裡理性思辨盛行，安條克是亞里斯多德思想的中心，亞歷山大則是柏拉圖主義的研究中心，這裡深厚的希臘哲學影響到教士們對教義的理解，例如一性論就帶有強烈的柏拉圖主義色彩。這種地域間的文化差異由來已久，它深深地影響著當地人們的思想意識，使他們在氣質、行事方面差別很大，這種差別是皇帝無法左右的，因此他也無法彌補這種差異導致的教義紛爭。
最後，民眾對信仰十分狂熱，教義調解極其困難。這個時期整個帝國都彌漫著濃厚的宗教氣息，人們在街頭巷尾、市場商店無休無止地辯論著神學問題，甚至於顧客問及商品的價格時，店主竟回答「三位一體」。各種派別的教徒認為凡是與自己觀點不同者都是異端，要對他們進行殘酷的懲罰：君士坦丁堡大教長聶斯脫里在428年就曾激動地祈禱：「給我，哦，愷撒！給我一個沒有異端邪說的地球，我便將給你一個天國作為交換；和我一起消滅所有的異端邪說派，我便和你一起消滅所有的波斯人！」此時基督徒對異己的仇恨已經到達一種極至，任何稍有妥協傾向的行為都會受到猛烈攻擊。人們的宗教狂信被當時一位元嚴肅的主教記錄下來：「亞歷山大里亞以及全埃及的人民都陷入了一種離奇的瘋狂當中：大人物和小人物、奴隸和自由人、僧侶和教士，以及反對查爾西頓的本地人，全都失去說話和理解事物的能力，一律只能像狗一樣狂吠。」這種宗教熱情致使教義紛爭異常激烈，查士丁尼的調解政策無濟於事。
通過以上分析瞭解到基督教教義紛爭不但異常激烈，而且還是歷史發展的必然，這些因素致使查士丁尼宗教政策必然失敗。然而左右著查士丁尼政策還有許多因素，由於拜占庭社會宗教一直隸屬於政治生活，所以可以進一步從政治上來分析和解答這個問題。
【本文摘自歷史月刊23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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