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趙立行】
商人階層的形成不只是西歐社會變動的背景，而且是西歐社會變動的直接促進力量。商人階層的發展和壯大，觸動了西歐保守和不變的社會經濟秩序，引發了社會的重組與重心的轉移。
首先，商人階層在擁有財富和基地後不斷發展自己的同時，影響了社會秩序的重組，商人階層的地位獲得了確立。其次商人階層通過自己的實踐，設立了一種依附於新經濟模式的價值觀念，引發了西歐社會價值觀的轉型。再次，莊園制度受到商業因素的影響，開始瓦解，並出現商業化的傾向，新農莊的建立，農民湧入城市，莊園的產品進入市場。商人階層的形成使社會的財富發生轉移，原來的財富主要集中在貴族、教士以及其他掌握著土地的人手裡，現在轉移到經營商業的商人手裡；原來財富的多寡是依擁有土地的多少和實物的多少來計算的，現在則以擁有錢財的多少來確定，所有的物品均需經過市場的交換才能實現其價值；另外，商人階層的形成有利於長期受壓抑的君主力量的興起以及統一國家的形成，從而打破長期的割據和封閉局面。因為商人階層的發展和擴大需要有一個強大的君主作後盾，而君主力量的興起又需要商人階層所掌握的錢財，兩者的自然結合便使君主力量取代業已衰落的教會而成為領導者，並推行著有利於商人生長的政策，營造著重商的社會環境。
最後，商人階層的形成，從文化上和思想意識上打破了教會壟斷的局面，出現了精神和文化的世俗化，這在世俗教育興起方面最明顯地表現出來。教育的世俗化，使得商人的影響超越了當時的時代，而成為西歐步入新時代的基礎力量。商人對人自身能力的重視同文藝復興重視個人，主張人文主義有著直接的關係，商人勢力的增長造成的教會勢力的衰落，對宗教改革有著深刻的影響，新教精神明顯體現著商人的哲學。同時商人階層的精神成為日後地理大發現的原動力以及重商時代的基礎。
一. 商人階層地位的確立
商人階層入住城市，活躍於市集，由流動而轉入定居，從而有了發展和確立自己的根基。錢幣與錢幣業的發展，以及各種商業技巧的成熟，使商人階層的商業經營活動步入一個新的階段。但是，在當時的社會中，商人階層的這些發展只是一種量的發展，只能說明商人的經營條件在不斷改善。商人有了固定的據點，擺脫了無休止的流浪，只能說明商人的經營不再是偶然和零星的，而是形成了一種非常有規律的商業。同時，商人階層在經營過程中也不再是單調的長途販運和冒著極大的危險而賭運氣。但是，這一切並不能說明商人階層在社會中有了固定的地位。在當時很長時間裡社會劃分相對固定的情況下，並不是一個階層因為人員的增加和經營活動的頻繁就能自動確立地位的。一個階層有無地位，有著更廣泛的衡量標準。
沒有身分的流浪者
在中世紀舊有的體制下，整個社會分為三個基本的等級，貴族、教士和農民，其中並無商人階層的地位。這三個等級基本上都是依靠土地而生存，土地是他們唯一的生活來源，也是確定等級和特權的唯一標準。商人階層最初由那些不與西歐社會的土地發生關係的外來人所從事的，他們根本沒有被納入西歐社會的等級之內，後來隨著莊園社會的波動和城市的復興，商人脫離土地而開始了自己的經營。由於整個社會仍然沒有改變以土地財富來確定社會等級和地位的方式，當然那些因各種原因離開土地並走上商業道路的人，同時也就失去了在社會中的地位，在當時人們的心目中成為無身分的人和流浪人，成為前途未卜的冒險者。況且在當時王權還比較虛弱，封建割據的局面下，對這些商人進入承認需要非常漫長的歷程。
但是，如果我們撇開商業和農業經營之間的本質區別，從它們都作為一種經濟方式，作為創造財富和體現財富的手段來看，我們就會看到兩者之間的共同之處。因為，土地歸根到底是一種經濟力量的體現，因此不是單純的土地本身，而是土地所體現的經濟力量決定著人們在社會中的地位。在中世紀社會之所以強調土地的重要性，是因為中世紀是一個商業不發達、以農業為主的社會，在缺乏其他經濟方式的情況下，土地是最主要的經濟來源和財富的標誌。因此，以土地為基礎的社會等級的形成無非體現著每個人占有財富的多寡。既然經濟力量在確定每個人和每個階層的地位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它同樣會為商人階層最終在社會上獲得地位提供同樣的機會。只要他們在經營商業中獲得的經濟力量足以與土地上的財富相抗衡，他們便在社會上成為一股不可小覷的力量，要求相應的地位和權力便成為很自然的事情。
商人獲得地位的另一個重要標誌是商人階層組成自主的團體，其中，他們自主地管理自己，而排除非商業性的力量對他們的干涉。他們有固定的地盤，有自行組成的管理機構，這個機構能夠有效地保證商業活動的正常進行和商業秩序，能夠保證商人的人身和財產的安全，能夠最大限度地滿足商人的需要。這一點，隨著商人們四處遊走到有了固定的地盤城市，自主的管理機構也相應形成。
第三個標誌是一套適合商業需要的法律體系的形成。這種法律要求擺脫任何加諸於農民頭上的工作，拋棄對商業沒有任何實際意義的法律體系，而建立能夠保證商人階層存在的更加高效的法律體系和司法體系。隨著商人階層力量的壯大，隨著商業經營行為的增多以及社會對貨幣交換的依賴，建立一種能夠涵蓋商業行為的法律也成為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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