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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W: 商業意識與社會轉型 (二)

 

【文/趙立行】

經濟財富逐漸取代土地認同

首先我們來考察商人階層在經濟力量上崛起的可能性和事實,因為只有經濟實力上的強大,才能引起社會的重視,從而獲得確定地位。商人本來是一個不起眼的階層,或者根本談不上什麼階層。他們大都是貧苦出身,在社會上也沒有什麼地位,而且他們最初脫離了作為衡量社會價值的土地。但是他們的特點決定著他們是一個具有無限發展潛力的階層,他們的經營活動代表著最直接和最實際的財富和利益。「他們熟悉其他地方的人,熟悉如何船運貨物,如何分析購買或估價它們,到哪裡快速獲得錢財,到哪裡去投資。這樣一個階層成長起來,在數量上穩固增加。正是這樣一個階層推進著整個經濟界向前發展。」正是他們,最後成為中世紀舊有社會秩序的有力挑戰者。商人們在改變自身的同時,也改變著全社會對商人的態度。

商人通過自己的經營活動與諸多階層產生了廣泛的聯繫,這種特性使他們最有能力打破各種界限。反過來,由於商人階層並不固定,因而,所有階層的人都可能成為商人,商人的力量普遍存在於社會各階層之中,商業意識因此而具有無限的滲透能力。事實上,隨著市集和市場的發展及商品貨幣經濟的發展,許多人被吸引到商業隊伍中來。人們開始認識到,只有商業和與商業有密切關係的金融活動才能向人們提供富裕和社會地位升遷的機會。商人的真正力量在於,他們通過自己的實踐,通過發展和完善自身,獲得了令所有人都不敢小覷的經濟地位。他們擁有的財富具有強大的感召力,並在無形中動搖了舊有的經濟基礎,成為一種支配力量:「中世紀的經濟,不再是由生產者來支配,而是由商人支配。」

商人的活動開始打破原有的社會等級,使社會發生變化,富裕的城市居民與窮人間的距離正在擴大,富裕的城市居民和鄉村之間的距離卻大大縮短了。商人因自己的富裕而感到一種自豪感,當他們開始用自己的錢財來興辦公益事業時,便贏得了人們的尊敬,因為他們用自己的財富證明他們不再是人們所認為的賺昧心錢的人,也不是不法之徒,而是對社會有益的人。同時,商人的財富使國王和貴族形成對商人的依賴。事實上,中世紀後期,國王和貴族經常向商人借貸,或者用於購買奢侈品,或者用於戰爭等緊急情況,以至於沒有商人的支持,他們許多事情都不能辦成。在這種情況下,政府自然會改變商人以及他們經營活動的看法,他們的政策自然會向有利於商人的方向傾斜。

商人階層依靠自己靈活的經營,成為社會中財富的最大擁有者。與他們相比,那些依靠土地而占據尊貴地位的貴族卻相形見絀。貴族掌握的是有限的土地,這些土地隨著他的後人不斷瓜分、再瓜分而變得七零八落。同時在西歐確立長子繼承制以後,許多貴族的次子們淪為沒有土地的人,他們雖然有著高貴的血統,但並沒有相應的經濟實力,許多人淪為強盜、僱傭軍。

另外,隨著新的經濟現象出現,市場在經濟運轉中發揮的作用越來越大,原來以獲取實物為特點的鄉村經濟已經失去了優勢。結果這些可憐的貴族的生活並不比那些同一城鎮內的手藝人強多少,經濟力量的下降伴隨著他們社會等級的下降,他們實際上成為有著頭銜的窮人。相反,那些原本可憐,沒有法定社會地位的商人,卻因為經營著直接與市場和貨幣發生關係的商業,所以他們手中掌握了相當的錢財,在社會上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重視,甚至可以購買特權和貴族頭銜。這些人獲得了貴族的頭銜,他們也許效忠於某些大的貴族,也許不效忠,他們僅僅因為富裕得足而獲得了該等級的特權。因此,除了缺少貴族高貴的血統之外,商人中的上層無論在外表還是生活上,都可以與貴族並駕齊驅。

如何為商人定級

財富與地位這種顯見的矛盾,必然會引起如何為商人定級的問題。如果說商人在流浪商人階段,還是社會中一個貧困的階層時,人們完全可以對他們採取一種無視的態度,簡單地稱他們為流浪人,或仍然籠統地稱他們為農民,甚至是失敗的農民。但是,當這些商人手中積累了大量的錢財,其經濟力量足以與任何階層,甚至那些原本高高在上的階層相抗衡時,社會便無法再漠視他們的存在,也不能再按照老眼光和標準來衡量商人的價值,社會原來對他們的一致認識也出現了分歧。

由於地區商業發展的不均衡,各個地區對商人的態度也呈現出不同的特色。「在舊有的三等級制度下,沒有那些靠買賣或製造商品的人的地位。在法國及鄰近的德國,總體的態度是這些人仍然是農民,甚至當他們開始在城市中製造和出售布匹時。在英國、義大利以及斯堪的那維爾亞,總體的態度是他們是受尊重的,在足夠富裕可以是貴族。但有一個問題,即如何為這個新的階層定級。它應當高於教士嗎?顯然不能,它應當高於貴族嗎?在義大利,人們的意見不會讓城鎮人超過貴族,但允許讓富裕的人成為貴族的一部分。」雖然社會並沒有打破舊有標準,而按照商人的標準來確定商人在社會中的切實地位,但至少把富裕的商人納入正常的社會秩序中,充分認識到他們存在的意義和他們所體現的力量。

即使是那些並不富裕的商人和城鎮人,人們也充分認識到他們的特殊存在,而不是把他們簡單地稱為農民或流浪人。雖然他們起初大都來自農民,並同農村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但是,他們的謀生手段、活動方式以及對社會的要求均同農民大相逕庭。因此不可能把這些商人和城鎮人稱為農民,而且他們自己也拒絕被這樣認為。這是由商業經營的特點所決定的。莊園中的農民,最大的特點是被束縛在土地上,但商人卻恰恰相反,他需要的是擺脫任何束縛的自由,他們要求有自由行動的權利,有自由經營的權利。這種自由是他們最必需的東西。一個城鎮人經營外部商業不能被當做一個農奴來對待,否則他就很難待在商業裡。他要求有絕對來往的自由,不管距離多遠,不怕他的主人會把他當做一個逃跑的農奴而拖回去。城鎮人想能夠同其他城鎮人協商以保護商業,他們想要一些王權。在義大利,他們甚至想自行組織武裝團體,以保護和壯大自己。同時,商人們不希望一位主人在任何想要錢財的時候進行徵稅。因此,商人和農民是兩個完全不同的階層,商人是自由人。並沒有事實推斷商人中有農奴,商人即使是農奴出身,當前來定居在一個他並不熟悉的地方時,便會被認為是自由人。
而且,這時的商人階層已經完全擺脫了早期那種無保障的低等自由,從個人的自由發展到集體性的自由和一種地域的自由。這些商人被稱為「城鎮自由民」或「中等階層」,事實上,他們成為一個特權階層,他們同居住在城鎮城牆外面的人是不同種類的人,一旦離開城門和護城河,便進入了另一個世界。同時,城鎮的地域同他的居民一樣也是有特權的,「它是一種庇護所和『豁免地』,它保護那些從外部權威那裡前來尋求避難的人。就像他在教堂裡尋求庇護所一樣,一句話,城鎮自由民在任何意義上都是一個特權階層,也就是說,每一個城鎮形成了一個自己的小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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